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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慈善動態

                話語結構、實踐本位:我國社會工作本土化的邏輯再審視

                發布時間:2020-06-05

                來源:《學習與實踐》2019年第8期 作者:汪鴻波 費梅蘋

                 

                :以西方價值理論為知識框架的社會工作傳播到我國後,在蓬勃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艱巨的本土化任務。社會工作本土化受話語建構影響並需要回歸到以實踐為本位,解析政界、學界、實務界的社會工作話語結構與分野,有助於正確理解本土化中話語建構邏輯及在實踐中的事實呈現。構建專業性和行政性服務體系嫁接、本土專業知識再生產、服務情境再建構等三個維度的社會工作本土性實踐框架,能夠促進本土化過程中“中-西”理性對話和彌合“政-學-實務”三界的話語張力,且有利於社會工作本土性實踐經驗的總結和理論概念的提煉。

                 

                關鍵詞:社會工作; 本土化; 話語結構; 實踐本位;

                 

                作者簡介:汪鴻波,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7;費梅蘋,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上海,200237。

                 

                一、問題的提出

                 

                近十五年來,隨著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體量、社會工作服務機構規模和社會工作服務覆蓋領域的迅速擴大,社會工作正給我國社會組織建設、基層社區治理、社會服務和社會建設帶來深刻影響。根據中國社會工作聯合會公布的《2018年度中國社會工作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18年底我國各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部門共開發了38.3萬個社會工作崗位,成立了社會工作服務機構9793家,持有助理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師資格的人數達43.9萬人。社會工作已經成為一股氣勢強大的新興專業力量,正在鄉村振興、老人、兒童、醫務、司法和精神健康等領域構建起專業服務體系。然而,在這龐大的專業社會工作服務體系背後還存在著一個無法駁斥的事實是:當前我國社會工作的價值倫理、核心概念、理論知識和技巧方法還基本源自西方,導致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和本土情境之間還存在較大的張力。孕育於西方價值體系的專業社會工作被視為舶來品,傳播到我國後就需要與中國情境有效結合起來,進行專業再生產的過程,這被稱之為社會工作本土化。自1980年代末恢復社會工作專業建設以降,諸多研究者致力於推動社會工作本土化,早在1994年有學者就提出本土化是從“依賴”走向“自主”以及中國社會工作話語建構的體現[1]。社會工作自始至終強調其實踐本質,本土化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促進實踐的本土化[2],但在繁雜且漫長的社會工作本土化過程中,面臨著“中-西”和“政-學-實務”對話與博弈的雙重考驗,故此議題需要回歸到社會工作實踐中加以分析。簡言之,社會工作的本土化需要以實踐的本土化為基礎。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功能結構、理論原則、環境基礎、策略路徑等方面進行充分闡釋和論證,即是對“為什麽要本土化”做了基礎性研究。但社會工作本土化更需要回歸到社會工作實踐本身,並對“怎麽樣本土化”做進一步的實證分析。研究將從實踐的角度出發厘清社會工作本土化中政界、學界、實務界的話語結構,並初步探討社會工作本土化實踐的基本邏輯。

                 

                二、隱藏的文本:社會工作本土化的話語解析

                 

                在探討在社會工作實踐本土化如何進行前,需要理性透視本土化中社會工作的話語權建構及論爭的本質。1971年美國學者在社會工作研究中首次使用“本土化”概念,主要用來指代美國社會工作理論引入到其他國家或地區時出現的不適應[3],就是發覺到當時西方發達國家的專業霸權主義橫行,而忽略了引入國家或地區的社會價值、文化和服務需求等實際情況。社會工作的本土化歷來重視話語權的建構,甚至有研究認為本土化就是話語建構的過程,正如Gray認為社會工作本土化的話語體系建構是對“外來”社會工作的理性審視,這提醒社會工作者們對本土文化和情境要保持敏銳的察覺[4]。反過來話語本身也會對本土化產生強大牽引力並左右本土化的方向及進程。我國社會工作話語權的建構和論爭除了學界一貫重視的“中-西”對話之外,還包括隱藏在政界、學術界、實務界等社會工作各個敘事主體間的話語差異和顯露出的結構性張力。如在論及社會工作性質或功能之時,政界認為社會工作有利於維護社會秩序,尤其註重其社會維穩的功能,然而學術界卻對此置若罔聞,認為社會工作應該是一種在政府社會服務體系之外的技術性專業服務,將社會工作進行“社會化”或試圖倡導與政府平等合作。再如,一部分具有高校專業教育背景的社會工作畢業生,成為一線社會工作者之後,發現實務中所呈現的專業形態和自己在接受專業教育時形成的專業期待往往截然不同,因此離職。在對社會工作者離職行為的研究中,大部分人把離職的因素歸結為“專業價值得不到體現”,其實這在更深層上透露了學術教育界和實務界間的話語張力。本研究試圖進一步解析各主體之間建構社會工作話語背後的實質性內涵,理性看待其話語建構的目的,並調和充斥在它們間的話語張力,形成合力,共同推進社會工作本土化。

                 

                一)政界的社會工作話語解構

                 

                作為社會福利體系的構成部分,社會工作不可避免地要與行政體制發生連接。有研究稱我國社會工作本土化本身就是情境重構的政治過程[5],且需要立足於政府主導的改革開放和社會穩定[6]。當專業社會工作被引入到我國以來,以自上而下的路徑發展。黨政部門通常以頒布政策法規、下發文件或組織會議等形式推進社會工作建設,因而,可以從梳理黨政部門出臺的各類政策文件來捕捉政界話語建構圖式。現代專業意義上的社會工作正式寫入黨和政府文件是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指出社會工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力量,這在本質上體現的是黨和政府希冀社會工作能夠勝任維護社會穩定的初衷。這在2007年社會工作的主管部門—民政部頒布的關於推進社會工作發展的重要文件《民政部關於開展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試點工作的通知》可以得到印證,《通知》明確指出社會工作是“解決社會問題、維護社會安定有序的有力手段”。此後陸續出臺的標誌性文件中,如《關於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1-2020年)》,都強化了社會工作是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總結歸納可以發現,政府在社會工作的話語建構中具有一定工具理性主義和實用主義傾向,目標指向是能夠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穩定和維護社會秩序。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提出,黨和政府開始逐步調整社會工作定位,在對社會工作的敘事中增加了“傳遞溫暖”“回應民生和社會需求”“融洽社會關系”“增強社會凝聚力”等話語表述[7]。與此同時,更加註重發揮社會工作專業性、服務性的優勢,將社會工作的話語建構回歸到社區服務與建設、兒童青少年服務、老年照料、醫療、精神健康、禁毒、鄉村振興等具體服務領域中。

                 

                梳理政界的社會工作話語建構歷程,其呈現出“政府為體,社工為用”的邏輯。隨著社會工作發展中出現的結構性變化,在階段性上又表現出從工具目的取向到專業服務取向的話語變遷,強調從維穩到服務、管理到服務等動態取向。這一特征在上海構建預防和減少犯罪工作體系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如社會工作介入吸毒人員服務中,起初政府聚焦社會工作對吸毒人員的“監督”、“監管”、“管控”[8]而後逐漸轉變為“專業服務”“社會康復”“回歸社會”。

                 

                (二)學界的社會工作話語解構

                 

                我國社會工作發展具有教育先行的特征,率先發生在學界。起初,學界構建起來的社會工作話語體系主要承襲西方,在“西學東漸”過程中,翻譯了大量西方教材著作、借用西方理論概念、套用西方實務模式等,使得我國的社會工作話語建構中帶有明顯的西方烙印。學界一度奉西方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框架體系為圭臬,崇尚社會工作的專業主義特質,註重個別化、技術治療和過程取向。這一定程度上導致學界構建起來帶有濃厚西方色彩的社會工作在推向政界、實務界時出現諸多“不適癥狀”。政府不免質疑社會工作實踐的有效性、適用性,甚至專業性。學界過分強調社會工作的“專業自由發展”,認為政府應盡量減少對社會工作束縛,把社會工作看成是一項“社會性”事業或者認為社會工作事業要獨立發展。亦很多高校的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極度容易出現專業否認和質疑,其深層次的原因就是他們以西方社會工作知識體系來審視中國當下的實踐情境時,出現了“話語—現實”間的知識性斷裂。因而,有研究把學界的話語建構歸納為“一個中心,三種主義”結構——西方為中心,專業至上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社會中心主義。為了彌合學界與政界的結構性話語張力和減少專業知識在實踐場域中的格格不入,學界陸續發表文章呼籲要認識政府在社會工作發展中發揮的作用,社會工作自身要與行政性社會工作服務體系有效銜接,主動“嵌入”到政府服務體制內,社會工作服務要充分考慮文化風俗、本土情境等。與此同時,學界對於專業話語建構也進行了深刻反思,觀點有:警惕西方社會工作話語霸權的吞噬,倡議社會工作需“文化自覺”[9],如從儒家思想[10]、“家文化”[11]等優良傳統文化中汲取精髓,註重對本土實踐研究進而促進“內生理論建構”[12]等。總的來看,學界社會工作話語建構首先受到“西學東漸”的影響,築起“專業主義”高墻然後發展到“文化自覺”“理論自覺”,進而轉向挖掘本土價值思想,並試圖探索建構符合本土文化的社會工作話語。

                 

                (三)實務界的社會工作話語解構

                 

                相較於政府和學界,實務界的話語則顯得勢單力薄且容易被政學兩界的話語遮蔽。自從2008年首次開設全國性社會工作職業資格考試後,大批持證社會工作者以專業人員的身份投身於實踐。然而在初始階段,受政學兩界話語失真、沖突的影響,實務界的社會工作者們常在社會工作的現實性結構和表達性結構中扮演著“雙面人”的角色[13]。他們既要接受已經內化的社會工作專業價值標準的拷問,又要想方設法完成行政任務。如,當專業社工被政府要求開展維穩、信訪、行政等工作時,他們經常對自己的專業身份、對專業價值和專業認同產生嚴重質疑。因而導致職業倦怠、專業認同迷失、離職轉業行為等,專業話語因此被遮蔽。另一較為典型的現象是,實務界通常用“有困難,找社工”來描繪社會工作者的形象和專業擔當,這其實就同時暗含著政界解決社會問題的要求和學界強調專業助人的專業品質。但這在現實中卻,當“有困難”的群眾找到社工時,社工卻通常難以行之有效解決問題,因而社會工作服務異化為“活動化”,悖離了自己了專業目標和期待,“專業失效”最終導致話語失真。

                 

                隨著社會工作從業者的規模與日俱增及專業凝聚力的提升,他們逐漸打破對“專業主義”的美好幻想,不再一味要求政府的無條件支持社會工作發展,而是回到實踐和現實情境中,進行服務反思,提供切合實際的專業服務。與之同時進行的是,一大批高校教師紛紛通過創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直接投身實務中,成為集實務與研究為一體的力量。由此,實務界逐漸實現充權賦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並對政府決策和學術研究產生重要影響。如,中山大學師生創辦的“綠耕”社工機構,長期進駐農村社區,實行“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服務形式,探索出具有中國典型經驗的農村社會工作“城鄉互動”“社區文本”“農村資產建設”模式[14]和融合政府話語開展的“雙百計劃”,就同時得到政府和學術界的認可。華東理工大學師生紮根禁毒社會工作,探索形成的吸毒人員小組工作“同伴教育”服務模式等[15],也得到了政府的推廣和學界的關註。實務界通過服務實踐成效發聲,既讓政府在政策制定時開始采納來自實務界的建議或邀請實務界代表參與政策制定,也促進學界研究者開始關註本土實踐,進行實踐研究。實務界的話語成為政學兩界建立對話機制的橋梁,同時檢驗政府決策和學界研究成果等。可以看出,實務界的話語建構經歷了從“失聲”到“發聲”再到逐漸重視構建社會工作本土性話語體系,探索符合中國情境、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工作話語,如“三社聯動”“社區治理”“政社合作”等。

                 

                政界、學界和實務界的話語建構過程會對社會工作本土實踐產生牽引力,影響或指引社會工作本土化的進程和方向。三方的社會工作話語建構從“分歧”到“對話”再逐漸走向“融合”並相互建構,將中國社會工作話語建構的基礎聚焦到本土性實踐本身。

                 

                三、本土性實踐再生產:社會工作本土化的起點與歸宿

                 

                社會工作理論概念、價值倫理和實務模式等方面的本土化都需要得到實踐的檢驗。社會工作本土化若沒有落到實踐上,其理論價值、教育的本土化研究將是坐而論道。因此,研究者們愈加重視把社會工作本土化與實踐結合起來,從實踐經驗中提煉本土化的內容及路徑。如基於社會工作介入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審視社會工作本土化、在禁毒社會工作服務實踐中探索本土化的過程[16]等。社會工作話語建構和本土實踐之間具有互構性,話語本身會型塑本土實踐,反過來本土實踐又建構著社會工作話語。社會工作本土化是煩瑣的過程,既要面對中西的文化碰撞,又需要理順政界、學界、實務界的對話,共同促進社會工作本土化發展。社會工作本土化包括批判反思、紮根本土等路徑[17],大致需要經歷引進、本土化和紮根等三個階段[18]。本土化是一個連續性的過程,其重要目標是本土性社會工作的再生產,實現社會工作的“本土化”。因此,本文認為將外來的社會工作知識體系與本土文化模式、價值傳統、社會機制結合起來,進行專業知識與實務模式的本土性社會工作再生產,是檢驗社會工作本土化是否有效的有力手段,也是本土性社會工作實踐的內在邏輯。此外,布迪厄的實踐理論對社會工作本土化實踐頗有啟發性,其實踐邏輯反對從理論預設出發來認識現實,註重理論與經驗的互補,堅持反思性研究,以此來提煉理論概念和解釋模式[19]。社會工作本土化的關註重點在於實踐本身,避免受已有理論框架和意識形態的桎梏,深刻認識並反思本土實踐,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專業實踐範式。

                 

                (一)註重互構融合,專業性和行政性服務體系有效連接是本土性實踐的制度基礎

                 

                已有的研究和實踐經驗都表明,社會工作的發展始終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和引導,即便社會工作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也是如此,社會工作發展所需的資金、政策等基本來自於政府支持。片面強調專業化的社會工作進入中國社會後,已經在實務上出現“水土不服”。事實上,從社會服務體系的構成來看,無論是專業性社會工作服務還是行政性服務都是廣義上的社會工作服務,兩者之間具有親和性與互構性。就目前我國專業社會工作服務發展現況而言,其還屬於非制度性服務,而行政性服務基本由體制力量供給,屬於制度性服務。非制度性服務和制度性服務都是構成完整的社會服務體系的重要子系統。所以,中國本土社會工作實踐需以增量嵌入的形式進行,也就是需要在政府已有的行政性服務基礎上發展專業服務並建構新的社會工作服務制度體系。構建專業性社會工作服務體系,並非為了取代行政性服務體系,而是在已有行政性服務基礎上的延伸和嫁接,一種補充、創新和完善,其目標是提升行政性服務質量。反之,專業性社會工作服務也需要行政性服務的承認,增加認同合法性和制度合法性。例如,上海禁毒社會工作服務體系的建立就是連接了政府公安、強戒所等行政性管理服務體系,形成新的禁毒社會工作服務制度體系,探索出禁毒社會工作的本土性實踐模式。當前上海禁毒社會工作服務體系的優勢正在彰顯出來,一方面政府實現了對吸毒者的監督管理,實時掌握他們的動態數據資料,促進預防和減少犯罪、維護社會安全穩定的目標達成,另一方面社會工作也順利嵌入到體制內開展專業服務,復吸率逐年下降,戒斷率不斷提升,專業價值得到體現,並獲得政府的政策和資金支持,解決了後顧之憂。社會工作者們還以專家、政策咨詢者的身份參與制度設計,2017年國家層面出臺的《關於加強禁毒社會工作者隊伍建設的意見》就有來自上海禁毒社會工作者的實踐的經驗貢獻。

                 

                (二)堅持反思性實踐,專業知識再生產是本土性實踐的理論根源

                 

                英國學者特裏維西克(Trevithick, P)在分析社會工作知識時提出的理論性知識、事實性知識和實踐性知識的三維知識框架[20]。知識社會學的觀點認為,科學知識的生產總是來源於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歷史傳統情境,社會工作專業知識的生產同樣如此。反思性被視為是社會工作標誌性的專業品質和實踐策略[21],在社會工作百年來發展道路上,也曾飽受批判和質疑,如弗萊克斯納詰問社會工作的專業性[22],社會工作陷入治療主義、工具理性主義、技術化泛濫等困擾時,正是依靠社會工作者們堅持專業反思,有力回應質疑,才走出專業陷阱,把專業重新帶回正規。在本土性專業知識生產中,同樣要恪守反思性實踐。本土性社會工作的再生產僅有制度和實踐是不夠的,其核心在要有“三維”的專業知識的指導。本土性專業知識生產邏輯起點不再以西方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立場出發,而是用本土性的思維和話語闡述本土性的實踐經驗、實務方法,能夠把那些零散的、碎片化的、經驗性和個別性的實務經驗總結凝練為一般性的服務模式或理論概念,反過來有效指導本土性實踐。

                 

                社會工作本土性知識的生產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和經歷一個長期過程,具有較高素質的知識生產者至關重要,他們既有較好的專業理論基礎和研究能力,同時又對已有的實踐經驗和情境有深刻的認識,能對本土性的服務經驗進行有效梳理,辨識對知識生產有促進作用的知識要素,進而通過理論凝練上升為一般性的專業術語或本土概念[23]。另外,社會工作本土性知識創造是一個綜合系統性的過程,一般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由價值理念、科學知識、操作技巧三大系統構成,其知識架構是相對固定的,但其表現形式和操作變量可以是多樣的,這也為本土知識生產預留了巨大空間。其次,專業知識生產要逐漸融入地方性知識,在價值理念上要深諳具有中國社會特點的“求—助”模式結構,正確看待專業的本土性操作。如,上海禁毒社會工作的小組工作提煉出的“同伴教育”這個專業術語,就是由高校資深且具有專業認同的教師數年紮根一線服務,在對服務對象、服務情境有深刻認識和研究基礎上,與一線社會工作者建立良好的行動研究互動關系共同探討形成的。“同伴教育”初期遭受了來自多方的質疑,通過連續性反思實踐,在吸納“面子文化”、地方特色文化後,根據服務對象具體情況調整小組活動的形式、小組開展的方式方法、小組的價值目標等,再回到小組情境中檢驗反思成果,如此循環往復,構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專業概念。

                 

                (三)深耕專業行動,服務情境再建構是本土性實踐的場域動力

                 

                社會工作服務本質上是一項助人的實踐,其視角不僅僅是關註“人”本身,而是註重“人在情境中”(person-in-environment),註重服務情境的建構,本土性的服務情境是進行本土性實踐的環境基礎。早在1917年社會工作先驅瑪麗埃倫·裏士滿就提醒“在情境中理解行為”,要挖掘環境資源來協助服務對象[24]。在布迪厄看來,場域是一種關系空間,各主體在這個關系網絡中就如同人在情境中。從這個角度來看,包含社會工作者、服務對象、家庭成員、朋輩群體、社區成員等相關主體構建起來的服務情境就是社會工作實踐的場域。服務情境的建構要吸納服務對象的日常生活實踐和生活習慣,充分考慮其所處的情境、文化背景和求助心理結構等。在對社會工作專業服務與居委會綜合管理服務互構的研究中就指出,二者本土化基礎框架就包括回歸社區日常生活,註重場景服務,管理與服務的相互協調與配合[25]。

                 

                本土性的服務情境建構以專業要素為基礎,還需不斷融入“人情味”、“人情、面子、關系”等本土文化要素。尊重服務對象的主體性地位,從服務對象的角度理解其需求,避免專業主義,保持開放的專業溝通[26],把專業要素於無形之中的得到體現和強化。如,在界定專業關系上,如果與服務對象間過分強調界限明確的專業關系邊界,就有可能導致關系破裂,因而本土性的專業關系一般不是“純粹專業關系”模式,而是“專業關系+工作關系+朋友關系”的多重關系融合模式。另外,服務對象礙於“面子”通常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問題對象”,以此社會工作者在構建服務情境時就需要找到專業指向和服務對象期望之間的平衡點,既不能把專業服務泛化,也不能將專業服務強加給服務對象。以禁毒社會工作服務的經驗來看,吸毒人員有病人、違法者、受害者的三重身份,他們對自己的吸毒史或敏感避而不談或麻木對待不以為然,與他們建立專業服務關系就是一種“微妙的情境建構”。在建立關系初期,社會工作者一般不把專業身份置於首位,而是扮演支持者、“朋友”的角色進行了解關心,當獲得服務對象信任之後,逐漸融入專業要素,以家文化、孝文化為動力構建起具有本土性質的服務情境,協助其實現社會康復。

                 

                四、結語

                 

                社會工作的“價值-理論-技巧”專業體系需持開放性建構形成“多樣構成”[27],適應不同地區、文化和群族的需求。由於中-西之間、各地方地區之間、政界、學界和實務界不可避免存在著觀念差異、話語交鋒和利益博弈,社會工作本土化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當社會工作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傳播與擴散開來後,社會工作本土化的呼聲就一直不絕於耳,各國家各地區在研究和實踐上都進行積極探索,盡管在具體的方式方法、路徑及策略上迥然相異,但殊途同歸,其目標均指向將外來社會工作與引入地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體制和文化體制有效結合起來,使之成為符合本土情境的本土性社會工作。和羹之美, 在於合異。中國本土性社會工作的再生產是一個包容性的過程,其目的絕非是“去西化”,也並不排斥國際經驗,反而是在總結凝練本土技巧經驗、理念概念,“練好內功”的同時,充分汲取和借鑒國際成果,並將中國經驗上升為國際的共享經驗,進而在國際社會工作舞臺上發出中國聲音,為推動全球社會工作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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